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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原工会主席陈伟光专访  

2012-11-09 11:24:29|  分类: 岭南天地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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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专访:原广州工会主席陈伟光 - 劳动者 - 外来工之家

     做不好职工维权工作,工人会脱离你。
    工会过分强调为员工维权,行政上领导就会不高兴,说难道只有工会在维护工人利益,工会工作也有体制上的障碍。
    去年进行的三方协商,大家一直都谈不拢。随后经济下行的压力出现了,企业压力加大。再提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时机就错过了。
    工会主席“高配”不是待遇,而要看成责任。
    从广州市化纤厂工会主席,到市纺织工会主席,12年基层工会锻炼让陈伟光肩负起市总工会主席的职务。他在这一职位上,一干就是20年。
   

   2012年10月29日,在完成广州市总工会17大主席团成员这一工作后,他将彻底告别工会。因为年龄原因,陈伟光不再担任广州市总工会主席职务。
    32年的工会工作生涯,让陈伟光颇为感慨。1980年,最早在企业办起交谊舞曲欣赏大会的他,让领导看到了他在工会组织方面的才能。希望去生产一线的他,作为优秀政工干部得到了培养。刚当上化纤厂工会主席时,无非是组织“吹拉弹唱跳”,甚至主持老员工的葬礼也是重要工作。
    1986年,陈伟光等通过学习德国经验,在纺织局中成立了群众工资工作委员会,探讨推动群众工资共决制。当时广州正在推行顺德经验,即“为实现政令畅通,一个声音到底,没有杂音”。陈伟光的提议,被许多领导当成了杂音。
    风波过后,1993年,陈伟光担任市总工会主席,在这期间,他发现国企中存在2%左右的困难群体,率先促成建立了第一个工会解困济难基金,当年募集1400万元。
    随着经济的发展,劳资纠纷日渐增多。工会的工作重点开始由业余活动组织、扶贫济困、技能竞赛向维护工人权益转变。
    2006年至2008年劳资纠纷案呈井喷式爆发。处于经济发展前沿的广州也深受影响。2007年发生奥的斯电梯停工事件,2008年受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影响,广州先后发生了100多起停工事件,陈伟光提出“工会不做中间人,一定要直接代表工人”的意见,推动了事件的调处解决。
    随后,曾经被当成杂音的群众工资共决,以工资集体协商的形式逐渐在广州推广。
    本月3日下午,参加完中大一场工会论坛后,在滨江西路230号,中国第一次劳动大会旧址的小会议室内,陈伟光接受了南都近三个小时的访问。临别赠送记者两本由他编撰写作的书籍,书名正好切合了他30多年工会工作的经历———《破与立》、《忧与思》。
    “2008年时的劳资纠纷井喷,受到了经济环境的影响。今年又逢欧债危机加剧,中小企业生存难度加大。形势不好,工会工作难度大,给新的班子带来的压力也就大了……”他说。
   

     谈工会维权工会干部好不好 关键看他看谁的脸色

    记者:“级别很高,声音很小,发发福利,适合养老”,是许多人对工会的看法,你怎么看工会的职能?
    陈伟光:不能怪人有这样的看法,工会工作至今沿袭了计划经济体制四大职能:维护(维权)、教育、参与(企业、社会管理)、建设。
    工会也希望能突出为职工维权的核心。但工会过分强调为员工维权,行政上领导就会不高兴,说难道只有工会在维护工人利益?工会工作也有体制上的障碍。做好一个工会干部,关键是要看他在看谁的脸色,是看老板的还是看工人的。各级工会主席民主选举问题解决后,这样的牢骚可能会少点。目前广州市正在推行这方面改革,在外企推得不错。
    记者:你干了30多年的工会工作,权责上有什么变化?
    陈伟光:上世纪80年代初期,工会工作主要是吹拉弹唱跳,是安抚和福利发放问题。套用流行语说是情绪管理和劳动竞赛组织。现在,核心工作就是维权,工人的诉求都是一针见血的。权限没太大变化,但工作重心变了。
    记者:在为员工维权和为社会维稳这个问题上,矛盾吗?哪个更需先决处理?
    陈伟光:2010年,我看到公安演习,都是针对欠薪、劳动纠纷事件引发的群体事件,就曾经说过要想维稳,必须先行维权,表述上可能不太贴切,但这两者本来就不能切割,是递进关系。那段时间,市中院就反映了全市两维矛盾比较突出。担心一些案子,判职工赢了,恐怕会有示范效应,影响到社会稳定。其实,这就是平时维权不及时积累出来的不稳定因素。
    现在好了,中央提出了维权是维稳的基础,汪洋书记也提出了依法化解基层矛盾处理好维稳与维权关系的意见。
   

    曾帮发小出主意维权

    记者:作为工会主席,有没有台山老乡找你帮忙讨薪?
    陈伟光:由于身份的原因,一般我不直接介入纠纷调处,而是由副主席去做,我的工作是出谋划策,给事件处理留下转圜余地。
    也没有老乡来找我“帮忙”,倒是一个发小因为劳资纠纷来找过我维权。我给他介绍了一本劳动法规的书籍,让他对着条文去找人力资源部维权,结果就成功了。很多时候,企业是在忽悠职工。
    记者:你曾经说过工会与NGO组织存在着错位竞争关系,因为他们也在为工人维权。他们的发展会危及到工会架构和存在吗?
    陈伟光:工会拥有如此庞大的资源和政府背景,如果做不好职工维权工作我会比较担心,因为这样,工人会脱离你。至于NGO组织介入劳动维权,有其积极的一面,因为工会即便资源再庞大也不能包打天下。
    谈级别待遇官本位环境下级别有时能决定工作成败记者:你身负工会主席职务的同时,也兼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就你看来,哪个职务更加重要些?
    陈伟光:我的工作重点更多的是在总工会上。我是2003年才开始担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职的,这是一个代表工人参政议政的极好平台,能在许多关键立法项上有了工会的声音。
    记者:具体到某件事件的协调处理,如果成功了,究竟是哪个职位在发挥作用呢?
    陈伟光:我认为还是工会主席一职在发挥作用。如果你不是工会主席却去协调,谁相信你是在为工人做工作。但副主任(人大)职务客观上能帮助问题的解决。而且我的级别在这里,也加强了市总工会的抗压能力,能让工会很硬朗。
    记者:撇开正厅级的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职,工会工作的开展还会顺利吗?
    陈伟光:肯定会受到影响的,目前我们处的环境还是官本位体系,你的级别有时会决定工作的成败。许多时候代表工人与行政部门沟通时,你去的是科级,对方对应的就是科级干部……因此我常常说,工会主席“高配”不是待遇,而要看成责任。
    记者:其实你是建议更加行政化,还是去行政化?回归群团组织本色?
    陈伟光:我建议逐渐地去机关化,以回复群团组织本色。因为我们拿公务员工资的工会干部也可以为工人说话,不是工人的官老爷。之所以对去行政化持保留看法,因为这关系着太多各级工会干部饭碗了,广州市、区两级就有200左右工会干部公务员编制,全国呢,数字更加庞大,改革不能一蹴而就。
   

    谈工会主席打官司 现有机制只能保护其任期内不被报复

    记者:很多企业是让副总、人力资源老总兼工会主席,他们发出的是工人的声音吗?
    陈伟光:这涉及到基层工会干部任用改革问题,我们发现许多私企的工会主席要么由老板的亲信担任,要么就是企业副老总、人力资源部老总担任。这种兼任带来的角色冲突是比较明显的。他们的屁股,大头还是坐在了老板的那一侧。
    后来全总就发文了,明确禁止这些人员担任基层工会主席一职。
    记者:你觉得应该怎么解决这种基层工会主席究竟代表谁的尴尬?
    陈伟光:关键还是要靠立法。现在《工会法》有了明确规定,但执行方面要加强。这个现象在国企中比较严重,另外在中央驻穗企业、省属企业中尤其明显。他们的工会主席往往是直接委任,和我们推进基层工会主席民选政策存在冲突。
    记者:广州曾发生过多起工会主席被辞退的事件,最后甚至诉诸法庭。
    陈伟光:这是一个保护机制的问题,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(工会主席打官司)出现的。但现有法律只能保护其任期内不被辞退,其任满后还是可能被“穿小鞋”被报复。
    广州花都日特固一个小伙子就很有代表性,他是个很有能力的基层工会主席。在为员工争取利益方面非常尽心,一个月提出了20多条合理化建议,结果被企业赤裸裸地辞退了,而且悲哀的是以职代会罢免其主席职务的形式辞退的。市总工会对该企业的这一做法进行了纠正。最后为工人扑心扑命的小伙子心灰意冷地在拿到企业补偿后,离开了企业。
    保护机制不仅在上级机关,关键还要加强工人的素质,提升觉悟。这么硬朗的工会主席,居然是工人举手罢免的,我很伤心。
    记者:随后广州出台了企业开除工会主席,要上级工会同意的规定,出于什么原因?
    陈伟光:应该说是《工会法》赋予广州这样的权利和义务。凡基层工会的主席、委员,参加劳资谈判的工人,都不得被企业辞退和调整岗位。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基层工会干部。
    记者:你曾多次表示,如果基层工会主席不作为,建议员工起诉他(她)。会不会觉得基层工会也挺难的,两头受气?
    陈伟光:那是在一次会议上有感而发,随后被误读了。当时是因为许多企业的工会主席被老板推出来与工人对簿公堂。这是令总工会非常尴尬的事情,你明明是代表工人争取利益维权的,却完全站到了工人的对立面,与工人打起官司。市中院一向我反映这个情况,我就表示了坚决反对这一现象,提出了基层工会主席不作为,建议员工起诉的意见。当时基层工会对此很有点想法,觉得两头受气了。但客观上有一个好处,至少随后中院没再收到过工会主席出庭与工人对簿公堂的起诉了。
    记者:你会不会有两头受压的感觉?
    陈伟光:担任行业工会主席的时候,也有过。行政领导会明确说,难道只有你在维护工人权利,而工人的维权诉求又很现实、迫切。到了广州市总工会,这样的感觉少了,毕竟有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这个职务在,能够硬朗点。
   

   谈遗憾 最低工资标准协商失败

   记者:你任职期间,同时在加强基层工会组织的建设

    陈伟光:工会的职能就是维护职工队伍稳定,这就要求工会组织的触角尽量少留工作死角。但我个人对单纯因达到指标而去建基层工会组织有保留意见。关键是保证建设工会的质量,官办工会色彩太浓了,服务跟不上并非好事。
    记者:有没有遇到特别刺头的大牌企业?
    陈伟光:有啊,在商业销售领域里就有一家(好又多)对工会建设很有抵触。多次推托负责人不在,需要向集团上报什么的。最后是省、市、天河区三级工会组织做工作,加上媒体披露,终于还是成立了工会组织。事后他们的工会组织发挥的作用还是挺好的,是百货零售业的优秀基层工会。
    记者:基层工会建设好后工资集体协商,成效如何?有企业抵触吗?
    陈伟光:这个问题也是在循序渐进地推进当中,这同样需要企业有足够的觉悟。进行工资集体协商,非公经济中的外企做得不错。国有企业的推进程度一度非常不乐观,因为他们的工资增长机制是严格控制的,每年就那么点蛋糕,协商空间不大。后来国资委专门就此发了文,情况好了许多。
    记者:去年底今年初,工会介入了新一轮的最低工资标准协商。遗憾的是,深圳调高了最低标准,广州未能调整。
    陈伟光:真的有点遗憾。去年进行的三方协商,大家一直都谈不拢,资方代表的意愿是1400元,省里规定的一类城市最低标准为1500-1520元,所以市总工会按1520元的标准据理要求。行政部门协调后,提出双方各让一步的妥协意见,标准是1470元。广州作为省会城市,不能连广东省一类城市都达不到吧,所以在意见上报时,工会还是坚持1520元的标准。
    结果,多个部门慎重权衡下,没有形成共识,随后经济下行的压力出现了,企业压力加大。再提提升最低工资标准的时机就错过了。
   

   企业党政一把手不得当劳模是趋势

    记者:工会还有一个职能,选评劳模。上世纪80年代你做主席时,有没有想过企业家也能当选劳模?
    陈伟光:真没想过企业家能当劳模,我曾经认为许多私企老板他不能算劳动者。企业家当劳模,广州有,恒大的老总许家印被选为全国劳模,再如金发科技的老总袁志敏,本身是研发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,应该算另类企业家吧。很多企业家也是非常勤奋工作的。企业业绩上来了,对社会贡献大了,积极向政治上靠拢的也就多了。
    此外,劳动者这个概念也有调整,以前一线工人劳模多,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多。为什么?那是因为劳动关系稳定。现在,工人流动性大了,在一线工人中培养、选拔劳动模范有点困难。于是领导干部、企业家占的比例就大了。
    记者:今年广州劳模评选,不再有党政一把手当选了,是基于什么原因?
    陈伟光:党政一把手不再评选劳模,是趋势,但不绝对。因为政策设置上,一把手不行,突出贡献的二把手还是可以参评。这样设置,关键还是希望加大一线工人的比例。
    今年的评选政策实施后,基层工会还有意见,还是报了一大批的党政一把手上来。很多一把手也曾用自己的工程师、会计师这些技术职称往劳模标准上靠。结果我们通过网络一检索,直接就砍掉了。       记者:王道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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